编者按：

大学校史是大学传统的积淀、大学精神的承载、大学文化的映照，不仅是一种资源，更是一种文化。

校史文化研究是学校卓越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前阶段，学校组织力量收集整理校史文化中那些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串联成为一代又一代长大人的共同叙事，不仅传递出学校的价值观，更是汇集长大精神的历史印证。

我们开辟《时光书笺》专栏，将陆续刊发学校发展历史中的共同故事，旨在从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角度，从学校建立、发展的时代背景出发，让师生员工充分认识学校发展过程，感受学校的历史底蕴，发挥校史的文化教育功能。

希望广大师生、校友积极参与校史故事的收集整理，讲述长大人共同的故事。

□档案馆（校史馆） 张美晨 刘逸 黄双艳 杨绍丽

翁文波（1912年2月18日—1994年11月18日），浙江鄞县人，地球物理学家、石油地质学家、预测论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总工程师、教授、博士生导师。1934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6年考取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学院学习；1939年获得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博士学位，之后回国，出任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1940年辞去了国立中央大学工作，奔赴边远的老君庙油矿；1951年调任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勘探处副处长；随后在石油工业部先后任勘探司总工程师、研究院副院长及总工程师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11月18日逝世，享年82岁。

新中国第一所培养石油工业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诞生

建国之初，新中国的石油工业急需大批专业人才。1950年初，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呈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委员会，要求开办地球物理勘探训练班。翁文波在北京参加完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业会议回上海后，传达了会议精神。经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批准，中央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决定在上海、北京、兰州、西安、大连等地开办地质勘探（西安）、地球物理（上海）、测绘（兰州）、炼油（大连）、钻井（兰州）、材料管理（北京）等专业训练班，由翁文波负责在上海创办高级地球物理探勘训练班。

1950年9月训练班正式开学。该班被称为“高探一班（高级地球物理培训班）”，学员26人。翁文波任教务主任，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孟尔盛承担招生、选聘教师、安排住宿生活等工作，同时，孟尔盛、赵仁寿还具体负责教学计划制订和教学组织管理。翁文波、赵传淦、孟尔盛、赵仁寿、刘德嘉、林大中和王敬耀等人担任专业课教学。校舍为石油管理总局上海办事处职工宿舍（上海市枫林桥），授课场地借用了上海交通大学的一间教室。该培训班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石油地球物理骨干。1951年夏，该班与石油管理总局开办的材料管理训练班、锦州炼油专修班合并，组成北京石油工业专科学校，学校选址北京市交道口秦老胡同13号。新中国第一所以培养石油工业专门人才为主的高等学校由此诞生。

1952年夏，翁文波等对当年由国家统一分配来的大学物理系、电讯系应届毕业生或提前一年毕业的大学生，举办了短期地球物理勘探专业培训。学生结业后被分别分配到石油、地质系统各40名，他们后来都成为祖国勘探事业的栋梁之才。1952年以后，学校连续举办了高探二班、高探三班，共培养近百名地球物理人才。他们中有俞寿朋、陈祖传、马恩泽等地球物理学家。

1952年12月，石油管理总局呈文燃料工业部，要求将北京石油工业专科学校改办成一所石油中等专业学校，校名暂定为北京石油工业学校。1953年7月，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中等专业学校的专业设置尽量集中、单一。于是燃料工业部决定将学校的专业类型定为石油地质勘探类，校名改为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北京石油地质探勘学校。在石油管理总局勘探处任职的翁文波参与筹建了北京石油地质探勘学校。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学校几度搬迁，会战大庆、江汉，辗转南北，最后定居荆州，先后易名北京石油地质学校、大庆石油地质学校、江汉石油地质学校、江汉石油学院，经历50余年的风雨沧桑、拼搏奋斗，形成了“求实、严谨、创新、献身”的校训，一代又一代石油人的光荣传统由此接续传承。

原江汉石油学院办学历史沿革校徽

2003年5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江汉石油学院与湖北农学院、荆州师范学院、湖北省卫生职工医学院合并组建成立长江大学。长江大学师生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听从党的召唤，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求实、进取、创业、报国”的长大精神。

为了纪念翁文波先生，学校为其建造了一尊铜像，矗立在学校图书馆门前，以此来激励万千学子努力学习，爱国、爱校、兴校、报效国家。

翁文波院士铜像

我要取来火种，播种在祖国的土地上！

1912年2月18日，翁文波先生出生于浙江鄞县（今宁波市）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意识的绅士家庭。他的父亲翁厚浦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担任宁波炮台司令。在翁文波11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他自幼勤奋好学，在宁波效实中学读书时，曾接受到了许多新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在他的心中埋下了为中国强大而努力奋斗的远大志向。

1930年，翁文波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4年毕业后，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助理员；1936年考取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生，赴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地球物理专业。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蹂躏中华大地。身处异国他乡的翁文波从报纸、广播中得知祖国的热土正遭受日寇铁蹄践踏，四亿同胞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血淋淋的事实深深地刺痛了这位27岁中国青年的心，他恨不得将一腔热血奉献给当时贫弱的祖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火四起，各国的能源问题非常突出，中国更是异常紧张。在“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危急关头，翁文波决心投身石油勘探，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报效祖国。他在课余时间一头扎进实验工厂，进行现代石油勘探仪器“重力探矿仪”的设计研制。这种“重力探矿仪”美国刚刚研制出来，尚处于技术保密阶段，然而外部环境的重重枷锁并没有打消翁文波一心为国探寻石油的坚定决心，他决定自行设计制造。毕业前夕，仪器试制成功，翁文波也以此完成毕业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毕业时，他的导师和同窗好友挽留他，英国几家石油公司高薪聘请他，他都不为所动，也没有留恋优厚的待遇、舒适的生活、一流的工作环境，执意要回到祖国怀抱。他坚定地说：“我把先进科学学到手，就是要取来火种，播种在祖国的土地上！”

1939年9月，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笼罩整个欧洲，交通极其不便。翁文波在这样的情形下，依然冒着生命危险，取道法国，穿过地中海，横跨印度洋，在惊涛骇浪中飘荡一个月，终于到达越南西贡，最后经河内回到云南昆明，回到这片他热切期盼施展抱负的热土。当家乡亲人见到日夜期盼的翁文波站在面前时，他的样子让众人大吃一惊——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几乎一无所有。原来，其所携带的物品随着行李船被飞机炸沉后全部沉到了海底，而托运的行李和书籍则在战火中丢失，唯有那台“重力探矿仪”还被他带在身边。这是中国第一台重力探矿仪，也是翁文波口中“为国家效力最有用的东西！”有了它，才有了中国第一支重力勘探队。

像众多当年怀着报国热忱归来的学子一样，当翁文波衣衫褴褛地踏上国土时，他奉献给国家的不仅仅是一台仪器，更是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从此，翁文波先生开启了我国地球物理勘探、地球化学勘探、地球物理测井等应用科学技术领域的先河。

我怎么能永远呆在远离石油的地方呢？

1940年，我国玉门油矿传出喜讯，经过严爽、孙健初、靳锡庚等石油地质工作者一年多的努力勘探，终于在老君庙发现了主力油层。1941年5月，远在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任教授的翁文波闻讯后兴奋得失眠了。玉门发现了主力油层，抗战最迫切需要的燃料问题有望得到解决。翁文波决定离开重庆，奔赴环境恶劣、风沙满天的玉门油矿。他随即于当年辞去中央大学教授职位，并写信告诉未婚妻这一决定。他在信中说道，“国家正需要石油资源，我怎么能永远呆在远离石油的地方呢？我曾计划教出一批学生来，将来可以带出去，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那么我就先走一步了……”得知此消息后，正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未婚妻冯秀娥也毅然决定提前退学，去玉门关与翁文波完婚，从此她追随丈夫，四海为家。她的著作《春风初度玉门关》记录了这对石油伉俪在荒山大漠里深深扎根，为我国石油事业倾尽心血的历史往事。

玉门油矿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左六为翁文波，边上小孩为其孩子翁心树，左五为其妻子冯秀娥）

中国的测井之父

1927年，法国斯伦贝谢兄弟发明电测井，从此，一门崭新的学科——“地球物理测井”应运而生。1939年，翁文波先生开创中国大陆测井先河，在中国石油发展史上竖起了一座里程碑。

1937年南京沦陷后，国民党政府迁到武汉，沿海港口相继失守，石油来源断绝，大后方严重缺油，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加紧寻找石油资源。当时在国内能生产石油的地方，只有延长和玉门，玉门油矿的产量稍微高一些，但对于相距2500多公里远的陪都重庆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国民政府四川石油勘探处在四川巴县石油沟打了一口探井——巴1井，期望能有大的发现，以解大后方的缺油之急。

翁文波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时，利用实验室的废旧零件自制仪器，授课之余常到四川石油沟的巴1井进行试验性电阻测井和自然电位测井。他当时采用1M电位电极系成功地测出了电阻率曲线，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利用电测技术测井。翁文波测得了地层自然电位和视电阻率曲线，创立了测井学科，并把地球物理方法用于石油勘探之中，开设了我国首个地球物理课程，被我国石油地球物理界称为“中国的测井之父”。

1945年10月，翁文波在玉门组建我国第一支重磁电测量队，并兼任队长。他带领20多名队员，沿河西走廊在东起张掖、高台、酒泉，西至玉门、安西、敦煌等广大地区进行重磁力普查勘探，还深入祁连山和北山做区域剖面，并沿线观察地质露头。1946年3月，他们完成了《甘肃走廊西部重力测量提要》报告，绘制了河西走廊十万分之一的地质、重力综合图20余幅。他首先提出了用地球物理方法加强地质勘探，并立即对几口油井进行电测，将取得的资料进行研究整理，同年7月写出了《甘肃油矿物理探矿报告》，应用物探技术指导钻井。当时油矿筹备处根据翁文波得出的电测资料，将井由94米加深到145.21米，使原油日产量由10吨提高到13吨以上。翁文波应用测井技术指导钻探，提高了原油产量，使当时玉门油矿的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90%以上。

1946年6月1日，中国石油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翁文波从玉门油矿赴上海任中国石油有限公司探勘室主任，组建我国石油物探史上的第一支“反射地震勘探队”，指导成立上海地球物理实验室。同年秋天，中国石油有限公司探勘室对台湾岛进行首次重力勘探，成立台湾地质调查队。该队历时两年，对台湾岛进行首次全面石油地质勘探。

为新中国的成立献上一份厚礼

1948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此时百万雄师即将渡江作战。迫于形势，国民党政府决定将石油公司一分为二，在台北设立办事处，要把一部分技术骨干转移出去。此时，翁文波突然接到多封匿名信：一是让他别去台湾，许多知识分子在看着他的去留﹔二是请他保护好进口的地震勘探仪器。翁文波热爱自己开拓的石油勘探事业，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更寄希望于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浴血奋战的中国共产党。他凭着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直觉和判断，毅然做出留下来的抉择。

此时，中国石油公司的官员们准备把一些地质资料烧毁或运往台湾。翁文波深感这些资料对于新中国石油地质探查的意义之大，为了保存这些资料，他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写了一本约有20万字的书《中国石油资源》，书中系统全面地论述了我国从二十世纪初到40年代末的石油地质工作。书中除有很多的地质钻探及原油化验成果等数据表外，还有多幅表述各个地区油气苗分布的插图，以及一些地质图、构造图、岩层剖面图、重力测绘图、电阻图等。书稿完成后，在中国石油公司地下党的帮助下，该书和一些贵重仪器一起，被放进一道不容易被人发现的间壁隔墙里。随后翁文波又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国民党军队把守的层层防线，把最宝贵的进口地震仪主体部分藏到了中央银行的金库里。一切安顿好后，他自己也躲了起来，等待着新中国的诞生……

1948年11月，隆隆的解放炮声隐约可闻，一行国民党马队来到设在上海枫林桥的石油公司勘探室，为首的人询问看门工人：“翁文波主任在不在？”显然他们是要将翁文波带去台湾。看门的工人说：“不在。”马队一行人在勘探室里乱搜一通，最后没趣地走了。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翁文波把保存完好的进口地震仪及资料作为对新中国成立的一份厚礼，交给了接管中国石油公司的军代表。中国石油地球物理勘探事业从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1950年，由翁文波筹建的第一支地震勘探队用上了这台进口地震仪。新中国成立以后，翁先生更是满腔热忱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坚韧不拔地向科学技术高峰不断攀登，为我国石油工业和科技事业发展奉献聪明才智。

新中国第一支地震队成立后，用上了翁文波保护下来的这台进口地震仪。

坚持真理，敢讲真话

“坚持真理，敢讲真话”是科学家最基本的品质，也是翁先生最鲜明的特点。1948年，针对美国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贫油”的论点，翁先生在美国《油气杂志》上发表《从定碳比看中国的油气资源》一文，提出了中国东北、华北地区含油气的看法，并勾画出东北、华北有利含油气的分布位。1960年大庆油田的发现完全证实了翁先生的科学预见。翁文波所建立的适合我国石油地球物理勘探的理论和方法，对指导大庆油田的勘探开发具有重要意义。他是1982年国家自然发现一等奖“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此外，翁文波先生最早主持编制了中国含油远景区划图，并在生油理论和石油远景预测方面有创造性研究。1978年，随着任丘油田的发现，我国石油年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这时国家提出2000年国民经济总值翻两番的目标，石油工业也照此套彼，把石油年产量目标提到了4亿吨，也就是必须在二十年内找到十个大庆。正当众多科技工作者认为“可行”时，翁文波先生没有随声附和，而是在石油学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用投影仪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该成果显示“2000年中国石油产量为1.6—1.8亿吨，2015年达2亿吨，以后就开始平稳下降。”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预测是正确的。

地震预报研究的冷板凳坐了近三十年

1966年3月8日，我国河北邢台地区发生6.8级强烈地震。周恩来总理去灾区视察，并要求翁文波次日赶赴灾区。翁文波率助手在地震灾区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研，写出了《隆尧、宁晋地震区调查报告》。4月27日下午，周恩来总理把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和翁文波请进中南海西花厅，希望他们从地震的形成和发展趋势中找出规律，总结经验，加强研究，做到准确及时预报。1967年3月27日，河北省河间县发生6.3级地震，翁先生又一次赶赴震区考察。刚刚回京，周总理仍在上次接见的会议室里，又一次单独召见翁先生。一年未见，翁先生望着总理，总理的面容变得苍老许多，他顿觉一阵酸楚。总理这样关心地震预报，翁先生既感动，又觉担子沉重。在询问完河间地震情况后，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翁文波说“我曾经讲过，石油已放出异彩，我们要在地震方面放异彩。文波，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你都不要中断对地震预报的研究工作。”从此，翁文波置已有名利、地位于不顾，踏上了当代世界难题——地震预报的研究之路。这意味着他必须抛弃现有的地球物理理论和传统物理预测地震的方法，重新探索新的途径。为此他放弃了几十年来的石油勘探事业，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都在用实际行动证明：对于这一改变，他无怨无悔。

敢为人先地震预测。翁文波出生于国家贫弱，列强侵凌﹐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艰难时期。他从小就怀有忧国忧民、中国自强的观念。他的堂兄翁文灏曾现场考察过在1920年12月16日宁夏海源发生的8.5级特大地震﹐并筹建了中国第一个能记录世界较大地震的鹫峰地震台。可能受到堂兄翁文灏影响，1934年，当他的导师叶企荪对他说：“你去那里（指鹫峰地震台）写毕业论文吧。”他欣然前去。鉴于地震对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他以“天然地震预报”为题完成了毕业论文，只可惜论文已经丧失。

大地震的预测是国际科学界面临的一个大难题。20世纪40年代，著名英国地球物理学家杰弗雷斯认为，地震的发生是随机的，因而是不能明确预测的。50年代，美国地震学家里斯特认为，谁说地震能预测，不是骗子就是疯子。在国外一些地震学者中，逐渐形成了对地震预测的悲观观念，这也影响到中国地震学者。但翁文波敢为人先，这位因抗日救亡转向石油科学研究的学者，决定重新操起学士论文的旧业，投入地震预报研究，这个冷板凳一坐就是近三十年。翁文波在地震等灾害预测方面，从理论到预测实践，形成了自己系统的学术思想。

《初期数据分布》。在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翁文波任何仪器都挨不上了，也不能前往地震灾区考察，更不可能进行试验和观测，其手边仅有的是地震发生的历史数据资料。在当时的科研环境下，唯一可进行研究的手段就只剩下计算。通过对历史数据的计算，翁文波算出了我国和世界许多地方的重大天灾，诸如地震、旱涝之类，其测程时间之远、预测数据（包括时间、地点、灾害级别）之精准，令西方科学界瞠目结舌，开创了与传统物理预测地震方法不同的数学预测法。呕心沥血13年，翁先生终于在1979年完成了《初期数据分布》，为后续研究打下理论基础。

《预测论基础》。改革开放以后，翁文波迎来学术研究的春天，先后发表了《频率信息的保真》《可公度性》《预测论基础》《Theory of Forecasting》《天干地支纪历与预测》，以及《预测学》等专著。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与预测实践经验的积累，1984年预测理论专著——《预测论基础》面世，标志着一个新学科“预测学”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翁文波先生融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现代科技为一体、以信息预测为核心的预测理论正式问世。此书的出版引起中外科学家的高度关注。1988年，该书荣获石油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地球物理系将该书的主要观点编入讲义。

20世纪80年代初，翁先生冒着失败的风险，开始进行天灾预测科学实践。因成功预测1990年亚运会期间北京地区的地震、1991年江淮地区大洪涝，以及1992、1993、1994年美国和日本多个6级以上地震，翁先生名震海内外，他也成了大家心目中“料事如神”的预测大师。据统计，翁老先后作过252次各类天灾预测，实际发生的灾害有211次，占总次数的83.73%，其预测精确度达到惊人程度。

翁文波生前给学生们讲解预测论。

半个世纪艰难困苦的追求凝聚成一份奉献给人类的宝贵答卷

Weng旋回模型。翁文波是个爱好广泛、才兼文武的科学家：爱写旧体诗，能演英文剧，在大学是个深受学生喜爱的风度翩翩的教授，到塞外则是骑着哈萨马、一枪射双狼的传奇英雄。就连平常养花，他都能养出不一般来。他每天用尺子丈量花朵，根据花荣花枯的规律推导出了生命旋回公式。翁文波仔细研想，自然界分两大类，一类是动植物，它们是有生命的，另一种是无生命的。但是非生命的，如商品，一旦经过生产，就直接接受需要（销售量）和利润（获利能力）的控制，又间接接受社会经济价格、技术水平、市场竞争和供需平衡等互相依存的许多因素影响，这种相互之间的作用使商品显示出一种生命力。那么，对于非再生资源，如矿山、油田，也是如此，一旦经过开发生产，它们有一个发生、发展、衰亡的过程。这种事物的兴衰与花的生长规律具有同样性质。正是根据这种思路，他推导出一个用来计算生命总量有限体系从兴起到衰亡的数学表达式。

翁先生发现的这个公式恰好与泊松分布函数公式相同。于是，他就把这一模型称为“泊松旋回模型”，并写入《预测论基础》—书中。

“泊松旋回”问世后，立即受到石油界的广泛关注。1986年，石油工业部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成立项目组。项目负责人、从事数学地质研究的高级工程师赵旭东利用半年时间，对国内外150多个油气田产量和最终可采储量进行预测。他惊奇地发现，这些油气田的实际产量与预测值的相关系数绝大多数都大于0.9，而正规开采的油气田的相关系数，一般都在0.95以上。其重要意义在于，能够根据油气田的以往产量非常准确地预测出最终可采储量。

另外，赵旭东在实际预测中发现“泊松旋回”与松柏函数关系相去甚远，便带着满腹疑团来见翁文波。“翁先生，我查阅了国内外有关资料，又进行了验证，说明这个生命旋回模型是您的独创，它与泊松分布函数的出发点和所要说明的问题截然不同，公式相同是不是只是一种巧合？”“是一种巧合。因为当时想不出更好的名字，所以就叫泊松旋回了。”“改一下名称吧。这个名称一定要改，我看这不是涉及您个人的问题。”“要改。就以某个油田来命名吧，比如叫大庆旋回或者叫罗马什金旋回。”赵旭东激动地说：“不管您同意不同意，我认为以您的姓名命名最合适，就叫Weng旋回吧。”赵旭东被翁先生的谦虚精神所打动，觉得有责任为科学正名。不久，赵旭东写了一篇题目为《用Weng旋回模型对生命总量有限体系的预测》文章发表在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上，从此“Weng旋回模型”代替了“泊松旋回”，以其综合性和准确性成为油气预测模型之一，备受关注。

地震预测宗师。为了地震预报研究，翁文波三次走进中南海：1966年一进中南海，接受了周总理交给他预报地震的神圣使命；1967年他再进中南海，聆听了周总理谆谆教诲；1993年他三进中南海，作为专家、顾问，翁文波参加了在这里举行的“中国国际减灾十年”会议。他在会上发言：“要让减灾活动发挥更大作用，并与国际活动接轨，显示我国先进的学术水平，我们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到核心问题上：预测和评价。只有在预测准确条件下，有限的防灾力量才能用到点子上……”翁文波停顿片刻，突然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27年前，周总理亲自交给我地震预报任务。今天，我就是交答卷来了……”这是翁文波经历半个世纪的艰难困苦追求，用毕生心血和智慧凝聚成的一份奉献给人类的宝贵答卷。

翁文波与王涛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居安必须思危，有备才能无患；知患贵在防患，患来免致茫然。要防患于未然，责任重于泰山。翁老正是以这样的历史责任感创立了信息预测理论，并应用到实践中去，接受考验。他运用独特的预测理论和方法，不仅对地震，还对其他自然灾害，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预测，开创了一条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中远程预测的道路。他建立的理论和研究成果给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王涛 世界石油大会高级副主席、中国国家委员会主任、原石油工业部部长，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原总经理、党组书记、教授

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如何把已有的研究成果交给国家！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翁文波自从在抗日大后方的校园里开设了中国第一节地球物理勘探课起，便把培养石油勘探人才视为己任，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地球物理人才。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宪章、李德生、田在艺都曾是他的学生，汪纲道、孟尔盛都是经他指导帮助过的著名地球物理专家。翁先生的教授方法独具匠心，考试也很特别。他有时会把学生请到茶馆里，边喝茶，边回答问题。氛围看起来很轻松，可是要答出好成绩并不容易。他要求学生平时不仅要博学多思，还要联系实际，具有超前意识。在学术上，他从不强加于人，鼓励学生超过老师、超过前人。

改革开放之后，翁先生兼任石油勘探研究院研究生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并亲自培养了一批研究生。在培养研究生时，他一直要求学生具备四种能力：创新能力、做试验的能力、使用计算机的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翁先生始终以创新的精神为中国地球物理事业培养着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科技人才。

翁文波与他的学生――中科院院士童宪章（左一）、李德生（右一）在研究工作。

科学家精神永传承。新中国成立后，翁文波先后任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地质处副处长，石油工业部勘探司总工程师，石油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博士生导师等职，为我国石油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被授予“石油工业杰出科学家”称号，受到了石油职工的敬仰和爱戴。

在天灾预测方面，翁文波积极倡导和推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中国地震学会、中国水利学会和中国气象学会等多个组织一同在重大自然灾害预测及防御等方面开展商讨合作。1992年5月，翁文波宣告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成立，并由他担任专业委员会主任，成为中国科学史的创举。

1992年2月17日，翁文波被授予“石油工业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

“翁文波先生不但创立了我国的地球物理勘探、地球化学理论，而且积极参加我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实践，为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以及石油工业的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著名石油地质和地球物理学家。由于他对大庆油田的重大贡献获得了我国最高级别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并获得了“石油工业杰出科学家”称号。翁文波先生对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涛 世界石油大会高级副主席、中国国家委员会主任、原石油工业部部长，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原总经理、党组书记、教授

1994年9月26日，国庆节前夕，人民大会堂，“翁文波预测论学术座谈会”上，翁先生就预测论的学术思想作了精辟论述，然而当天下午，他就住进了医院，被诊断为晚期胰头癌，已失去手术治疗的机会。在病床前，他反复说：“我死不足惜，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如何把预测论研究告一段落，把已有的研究成果交给国家！”他说：“我的病情重了，但我要工作，我生命的全部价值在于工作。把脑子里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交出来，我才可以放心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于是要求在病房里安装一台计算机。“我请一次假，只请一次，下不为例！”翁文波恳求医生。就在这天下午，工作人员手托输液瓶把他推回家中，取出积累了20多年的研究资料。

翁先生在病房给学生交代工作。

10月14日下午，计算机和打印机在病房里安装完毕。翁文波忍受病痛的折磨，开始不分昼夜地间断上机工作，用颤抖的手敲着键盘，从最开始一次坚持几十分钟到最后只能坚持几分钟，实在不行歇一会或吃点止疼药，再继续工作。他对医生说：“给我输些血，再争取些时间，有4天就够了，10天更好！”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陆续地在计算机前操作了几十个小时。翁文波交代完工作后，昏迷了7天，1994年11月18日安然去世，享年82岁。

“翁文波先生把毕生的聪明才智都献给了伟大的祖国，他的一生是为石油工业和预测科学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也是勇于创新、敢于超越的一生。翁老所表现出的爱国奉献、奋斗不息的崇高风范；淡泊名利、一心为民的高贵品德；严谨认真、锐意创新的科学精神，都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我们要继承和发展翁老创立的信息预测科学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进而为减轻自然灾害损失、实现重大天灾的预测和预防，为祖国和人民造福，为实现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王涛 世界石油大会高级副主席、中国国家委员会主任、原石油工业部部长，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原总经理、党组书记、教授

从赴英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为英国石油公司高薪所动的“回国”；到抗战时期辞去大学教职到玉门油矿戈壁滩上找石油的“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拒绝迁往台湾毅然投身新中国建设的“爱国”；牢记周总理“石油已放出异彩，地震方面也要放异彩”的嘱托，肩负起以地震预测为新使命的“报国”，翁院士用一生诠释了以科学振兴中华的远大理想……

——《在改变中进取》刘勇胜校长在长江大学2024年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翁文波先生为我国的石油工业和科学事业付出了毕生精力。翁文波先生的一生是为人民、为祖国无私奉献、鞠躬尽瘁、奋斗不息的一生，他的爱国和报效祖国的品德和情怀，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注：文字材料和图片部分引自《中国石油石化》 《四川地震局》 《地球物理学报》 《石油学报》以及湖北人民出版社《学校历史与办学理念》、李建明教授《长江大学地球物理学科早期奠基人之一——孟尔盛》等。）

（审核 文启华 刘逸 编辑 李胜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