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只道是寻常——怀念魏昌教授

□刘保昌

2013年三月的一天下午，我在南湖畔的中南政法大学做完讲座，晚餐时邻座来自长江大学的蔡教授告诉我，魏昌教授已于春节前去世。一时无语，默然久之，独自向隅，泫然失态。窗外有杜鹃啼鸣，一叫一声肠一断。彼时情景，无法忘怀。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我们相信“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但这个消息对我来说，还是倍感突兀。怎么也无法相信，年虽77岁但精神一直矍烁的魏老师会突然离开我们。

与魏老师相识于1989年秋天，那年我高考进入荆州师专历史专业，一年级魏老师教授《中国古代史》，二年级我选了魏老师开的选修课《楚国简史》。二年级下学期的“史迹考察”，也是魏老师带队，教我们《世界古代史》的陈师母则背着一个保暖壶，内胆里装着现金和重要证件。那时还没有高速省道，我们那届两个班，80多名同学，乘坐两辆大巴，从沙市渡江，沿207国道往湖南澧县、临澧、常德，转319国道，晚上宿于益阳，第二天往长沙，参观湖南省博物馆，岳麓书院，爬岳麓山，然后沿107国道，往湘潭，参观毛泽东故居、刘少奇故居，晚上宿于衡山县城，次日清晨登上南岳衡山祝融峰……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这都是我们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正值桃花盛放的三月，春雨如丝，风光如画。少年情怀总是诗，女生们越发妩媚多情。那是我们的黄金岁月，是我们难忘的大学时光。此后，无数次，我行走在杏花春雨的江南，明驼黄沙的大漠，榆槐掩映的古镇，残阳落照的塞外，巨涛拍岸的海边，云生莲花的高原，风景殊异的他国，在寂寞的旅舍客栈，午夜梦回，听着细雨敲打窗棂，轻风吹拂铁马，急雪扑打灯笼，浪涛拍抚海岸，无眠的深宵，内心总会涌动急管繁弦，无法成寐，总会想起我们的人生第一次远行，想起日益遥远的荆州师专岁月，想起我们的魏老师。

在学术、思想上带领我们远行的也是魏老师。当时，魏老师正当五十三、四岁的盛年，讲课中气很足，备课极为认真，发给我们的讲义，是他手写版的厚厚的教程，字是柳体，一笔一划皆中规中矩，宛如印刷体式。魏老师知识渊博，讲课时经常跳开讲义，将历史上的相同或者相类的事件，串起来讲解，然后再作精彩独到的评论。讲到得意处，喜欢将粉笔拧断成一截又一截，捏在手心里，板书时再用。还有一个经典的动作，就是由上往下，由外往里，作太极拳里的抱球式。动作极缓，幅度极大，尤其是当他讲授到自己极为欣赏的历史人物时，或者要对某个知识点作重点讲解和详细推论时，这个动作会运用得更加频繁。我倒没有觉得魏老师有口头禅，但同学们回到寝室，议论起来时，总会说魏老师的口头禅是“阳刚之气”。个人的记忆难免会有误差，在此我还是明智地“从众”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魏老师那时已经出版了《楚国简史》，正在埋头撰写《楚国史》。全身心投入研究工作的魏老师，予人充沛的阳刚之感，炽烈的研究热情能够感染他周围的同事和学生。魏老师总是步履匆匆，我们看见他拎着一大包书籍资料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快得一阵风一样。曾国藩说过：“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材，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那时的魏老师，正处在创造的喷发期，文思泉涌，负重远行，想必格外辛苦，也格外快乐。

1990年5月，魏老师请来张正明、冯天瑜先生给历史系师生连续作了两场学术讲座，由此打开了我们的学术视野，领略到学术高峰的风采。

临近毕业时，我在《荆州师专报》上发表过一篇小说《远天一架青青山》，里面的主人公“史学教授”，就是以魏老师为原型的，他当年应该无暇注意到这种琐事。

毕业后，我到仙桃市通海口镇中学教书。最初半年的新鲜劲儿过去后，严峻的现实摆在了面前。主要是精神的苦闷。同事中有课余做方城之戏者，有乐于跳交际舞者，有喝夜酒宿醉不归者。如此终老一生，殊为不甘。找不到书可读，找不到可以推心置腹的友人。这个时候，我给魏老师写了一封长信，倾诉内心的苦闷。魏老师迅速回了信，以他多灾多难的“右派”生涯为例，指出人生道路和前途发展的诸多可能性，“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乐观的阳刚之气，扫清了笼罩我心头数月的阴霾。我决定报考张正明先生的研究生，从此开始了我的学术人生。

我在2012年10月出版的《楚武王》“后记”中写道：

研究历史的人，往往在梳理了事情发生发展的前因后果之后，得出若干“规律性的结论”，这是唯物论者所谓的“历史的必然”，其实也就是唯心论者所谓的“宿命”。我之动笔写作《楚武王》，也自有深长的历史渊源。我在大学念的是历史专业，承蒙魏昌先生的抬爱，对于楚史产生了最初的兴趣，毕业论文题为《论楚舞》；以后念硕士，业师张正明先生正是楚学研究的首席专家，我的硕士论文题为《论楚怀王》；毕业后做编辑，念博士，在龙泉明先生的指导下，毕业论文做的就是《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其后还与刘玉堂老师合作写过一本《荆楚文学史》。回首人生中最美好的23年青春岁月，读书写作一直没有离开过楚史、楚文化的范畴。如此，写作《楚武王》，也就是情理的必然，正所谓其来有自，良有以也。

毫无疑问，是魏昌教授带领我走上了学术道路。魏老师出版独著四种，分别是《楚国简史》（1989）、《楚国史》（1996）、《楚学札记》（2003）、《楚国历史文化读本》（2009），被称为“楚学四书”。张正明先生曾经评论说：“从《楚国简史》到《楚国史》，恰似王安石游褒禅山，‘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也可以视之为魏老师学术人生的写照：愈深、愈难、愈奇。

人这一生，许多时候，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往往对身边的“高峰”缺乏“同情的理解”，当时只道是寻常。过去几十年后再回首，才会惊见魏老师平凡中的不凡和坚持中的韧力。魏老师的童年是在抗战烽烟的奔波流徙中渡过的，1959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屡被批斗，被迫下乡自谋生活，直到45岁才开始学术研究。起步之晚，进步之速，用功之勤，成就之著，的确让人叹为观止。

魏老师和他的学术团队，筚路蓝缕，艰辛开启了荆州师专（长江大学）荆楚文化研究的学术重地，进而跻身成为全国楚学研究的重镇，其学术贡献和学术史价值自然不容忽视。而魏老师既是经师，更是人师。我听荆州师专的学弟们说过，魏老师经常会在课堂上以实际例子激励同学们奋斗成才，其中竟然也有区区在下。想起来真令我汗颜。有一段时间，荆州师专取消历史系，魏老师为此短视行为夜不成寐，我联系了当年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同学张明武、杨正喜、刘文杰，分别向校领导写信，后来历史系得以恢复，应该是各方面的“合力”结果。能够在其中略尽绵薄，亦堪自慰。

我这人没有出息，有多次机会重回母校，开会、讲座，或者主持学生论文答辩等，都不敢答应，害怕献丑，正所谓“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私心所愿，总是想再等一等，等我的学术做得更好一点，等我的成就更大一点。殊不知人生经不起等待，一等就成了永远。毕业后只看望过魏老师和师母一次，电话也打得少，只是每有新著出版，拿到样书，必定毕恭毕敬写上“请老师郢政”的字样，挂号寄出。魏老师是老派学者，每得一书必定回信，奖掖勉励有加。从母校徐波、谢承国、徐文武老师处带来的消息，知道魏老师在校园内晨练健步如飞，精神健旺；从报章杂志上也经常可以读到魏老师参加学术活动的消息，对当地文化建设时有直言谠论，真是令人欣慰。近年来，魏老师给我写信，信末总不忘谆谆教诲，强调事业发展、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的重要性，情之深意之切，温煦感人。也知道魏老师勤写日记，案头工作是正在撰述中的自传。这一代人，有生活，有感悟，有宽度，有深度，自传不知道是否完成了，如能出版，必定会成为难得的文化史和精神史著作，为这个时代“立此存照”。

一个勤奋著述成就斐然的学者，一个屡经磨难心胸开阔的哲人，一个传道授业指点迷津的导师，一个关爱家庭情深意长的好人。这样一个人走了，作为他的学生，我们自然都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作者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