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共识：协同创新，相互作用中的共振和放大

在“2012年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上，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对协同创新的解读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同。

“协同创新，就是相同或相似的单元之间通过合作，产生相互作用关系和共振放大效益，形成高效有序的创新机制。”10月8日，在“2012年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上，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对协同创新的解读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同。会上，来自中国的九校联盟（C9）和澳大利亚八校联盟（Go8）、美国大学联盟（AAU）、欧洲研究性大学联盟（LERU）等中外大学联盟的高校代表，以“面向2020的协同创新道路”为主题，结合所在高校的实际情况，探讨协同创新之路和中外大学联盟的发展与合作。与会的C9大学校长和书记在会上分别阐述了对“协同创新”的理解和认识，介绍了各校在协同创新方面所做的探索以及在探索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和困惑，并探讨解决的路径。

大学必须面对的命题

今天的大学的协同创新不能完全复制当年的自主创新的模式。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南京大学校长陈骏、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侯建国分别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发达国家倡导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值得借鉴的做法和成功经验、中国大学承担的国家使命等不同视角，分析了协同创新的内涵和表象特征。

张杰在谈到中国科研体系与大学体系的变迁时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通过大学的合并，加强了教学科研，促进了综合性大学的建设。张杰认为，目前中国的科研体系与大学体系依然存在前30年中产生的现象和问题。首先是条块分割，不同的科研部门，尤其是工业和国防科研部门更多关注本领域的需求；一些利益集团的形成，导致了利益驱动下形成的技术壁垒，突出体现在电信、石油、铁路行业，给科研创新造成很多的困难。同时，部门与部门、部门与大学之间在功能方面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定位重叠以及定位混乱的问题。张杰说：“在一个大科学时代的当今，需要多学科的协同。协同创新是中国发展的自然趋势使然，是历史赋予的任务。”

郑南宁在发言中提出了协同创新中的文化命题。他认为，我们目前要面对的是创新过程中“问题驱动与市场驱动”以及“国家计划和计划体制与自由探索”这两对关系。中国目前面临的“协同创新”与上世纪50年代科研的自主自立开始，围绕一个特定的课题为目标，汇聚国内最优秀的创新资源，以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为核心动力的组织方式，在手段和机制上有很大的不同。今天的大学的协同创新不能完全复制当年的这种自主创新的模式。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特别是在市场经济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和不同的领域，体制机制如何适应当前的协同创新，是我们必须要加以解决和重视的。

协同创新路在何方

不是让大学直接去开发市场、开发产品，而是应该有一个很好的通道和一个链条。

协同创新既是国家战略，也是中国大学提升创新能力和水平的路径。对于协同创新目前存在的挑战，南京大学校长陈骏认为必须要解决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如何利用协同创新平台锤炼领军人物、战略科学家、首席科学家、学科带头人和创新团队？如何让学生从中受益，包括如何让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共享平台优质资源，以及如何与教育部“珠峰计划”相衔接？如何解决传统科研模式“小而散”、“科研孤岛”的顽症以凝练“大方向”和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大科学”问题，引领和迎接新一代技术革命的浪潮。切实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包括长线性基础研究的能力？如何通过科学的内部和外部评价进一步激发创新平台中各成员单位的活力，实现“1+1>2”的效果，使平台取得快速、高效、健康的发展？如何在校校、校所、校企等协作成员之间建立合理的领导和管理模式，包括岗位设置、资源共享、跨校跨学科人员聘用、职务晋升、成果发表、专利归属等？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侯建国认为，基础研究和产品、市场之间，通常大家都认为存在一个转移转化的障碍，被称为科技成果应用转化的死亡之谷，如何跨越“死亡之谷”不是让大学直接去开发市场、开发产品，而是应该有一个很好的通道和一个链条。他建议，大学和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合作要注意定位，大学不要去做研究机构的事情，去做企业的事情。从自由探索到企业产品的研发是一个很长的链条，大学的价值导向和企业效益要求的区别所带来的问题，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大学、企业相互合作，应当各负其责、各得其所，真正形成一个满足我们国家从基础自由探索研究和产品研发一个新的创新链条。

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丁雪梅认为，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趋势非常迅猛的时代，“协同创新”的推进能够促使中国的高等学校以及协同合作的单位更加主动地、有意识地从整体的角度、从机制的层面、从长远发展来思考和实践协同创新。她说：“2011之前的‘协同创新’的尝试可能是比较多的关注于项目层面或者是科研层面，比较多的注重一时的或者是短期的合作效果。较少去考虑整体，比如说如何把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同时也是比较多地关注任务的完成，而较少考虑机制建设；对它的长远发展，如协同创新的文化建设及领军人物、青年骨干培养考虑比较少。”

清华大学副校长康克军说，我们必须把握协同创新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规律。第一是成功的协同创新要能够推动人才培养，从单一的专业化向多样化、系统化方面发展，促进多层次、复合型的创新人才的成长。第二是成功的协同创新依赖于高校发挥非市场利益主体的纽带作用。学校没有自己的市场利益，可以把一些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团结在一起，通过我们的努力大家建立共同的创新发展目标，这也是一种大学在协同创新中的重要作用。第三是不能以短期效益为目的，要全方位、全过程、长期、整体地来推进。

协同创新的探索

创新体制机制，围绕国家战略确定重大的攻关项目协同创新。

国内诸多C9高校在协同创新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发言人在会上均以本校实践为例做了介绍，包括体制创新、围绕国家目标的大平台建设和行业合作等。

第一、体制机制创新。张杰介绍了上海交通大学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建设的“信息产业研究院”。这是一个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的研究院，包括在重点企业设立研究中心，与兄弟院校建立合作平台。他说，我们的期望是使交大工科逐渐转型，超前五年或者是十年，逐渐过渡成一个现代的工科，更好地服务于上海国际金融和经济中心的建设。

第二，围绕国家战略确定重大的攻关项目协同创新。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介绍，复旦大学正在重点培育几个协同创新中心。比如，脑功能重塑协同创新中心、高分子性材料高协同化的协同创新中心，既有科学前沿类，也有行业产业类，实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有机结合，进一步探索和实践产学研用合作共赢的无缝衔接模式。

第三，高校与行业的协同创新中心。丁雪梅说，与企业的协同创新主要形式是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本质属性也是一种管理创新。如何打破部门、领域、行业、区域的界限，实现最大限度的整合，在这方面哈工大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实践，两家联合组建了空天科学技术创新研究院。这个研究院是瞄准未来10年到20年我国这一领域的战略制高点，联合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力量进行协同创新，同时重点是要着力突破体制机制的束缚，实现资源共享、人才的会聚。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说，北大依靠学校基础学科比较雄厚的基础，以新兴前沿的工程科技科研项目为主体，以培养战略新兴产业和培养传统产业为重点，建立产学研合作的新层次和新领域。先后在产业技术研究院和产业技术转移中心，以及整合全校的科技及产业化的研发力量和资源，与重点行业和一些龙头企业进行共同协商，筛选项目，共同处理流程，共同推进校企合作。

第四，面向服务地方传承创新。吴志攀介绍说，北大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打造协同创新的平台为依托，先期介入重大项目为抓手，以对口支援西部地区为己任，已经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国内合作的工作体系和多层次的社会服务战略的布局。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瞄准国家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前沿目标，加大校内科学布局的调整和交叉学科的力度，深入发掘潜力，走内涵发展的道路。

郑南宁说，这几年来西安交大一直在推动把知识发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协同创新，学校先后建立了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高端装备协同创新中心和面向区域发展的煤的高效气化与规模利用的协同创新中心。同时也面向未来国际太空和平利用太空信息工程协同创新中心，以及面向行业产业的先进电力能源综合协同及装备协同创新中心，建立了西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科学技术研究院是针对如何处理好知识发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辩证的关系而建立的面向基础研究、交叉研究的场所。（来源：中国教育报2012年10月29日 作者：潘怡蒙 张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