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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只道是寻常——怀念魏昌教授

发布时间:2014-04-08 14:31 作者:admin 点击数:856

刘保昌

2013年三月的一天下午,我在南湖畔的中南政法大学做完讲座,晚餐时邻座来自长江大学的蔡教授告诉我,魏昌教授已于春节前去世。一时无语,默然久之,独自向隅,泫然失态。窗外有杜鹃啼鸣,一叫一声肠一断。彼时情景,无法忘怀。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我们相信“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但这个消息对我来说,还是倍感突兀。怎么也无法相信,年虽77岁但精神一直矍烁的魏老师会突然离开我们。

与魏老师相识于1989年秋天,那年我高考进入荆州师专历史专业,一年级魏老师教授《中国古代史》,二年级我选了魏老师开的选修课《楚国简史》。二年级下学期的“史迹考察”,也是魏老师带队,教我们《世界古代史》的陈师母则背着一个保暖壶,内胆里装着现金和重要证件。那时还没有高速省道,我们那届两个班,80多名同学,乘坐两辆大巴,从沙市渡江,沿207国道往湖南澧县、临澧、常德,转319国道,晚上宿于益阳,第二天往长沙,参观湖南省博物馆,岳麓书院,爬岳麓山,然后沿107国道,往湘潭,参观毛泽东故居、刘少奇故居,晚上宿于衡山县城,次日清晨登上南岳衡山祝融峰……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这都是我们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正值桃花盛放的三月,春雨如丝,风光如画。少年情怀总是诗,女生们越发妩媚多情。那是我们的黄金岁月,是我们难忘的大学时光。此后,无数次,我行走在杏花春雨的江南,明驼黄沙的大漠,榆槐掩映的古镇,残阳落照的塞外,巨涛拍岸的海边,云生莲花的高原,风景殊异的他国,在寂寞的旅舍客栈,午夜梦回,听着细雨敲打窗棂,轻风吹拂铁马,急雪扑打灯笼,浪涛拍抚海岸,无眠的深宵,内心总会涌动急管繁弦,无法成寐,总会想起我们的人生第一次远行,想起日益遥远的荆州师专岁月,想起我们的魏老师。

在学术、思想上带领我们远行的也是魏老师。当时,魏老师正当五十三、四岁的盛年,讲课中气很足,备课极为认真,发给我们的讲义,是他手写版的厚厚的教程,字是柳体,一笔一划皆中规中矩,宛如印刷体式。魏老师知识渊博,讲课时经常跳开讲义,将历史上的相同或者相类的事件,串起来讲解,然后再作精彩独到的评论。讲到得意处,喜欢将粉笔拧断成一截又一截,捏在手心里,板书时再用。还有一个经典的动作,就是由上往下,由外往里,作太极拳里的抱球式。动作极缓,幅度极大,尤其是当他讲授到自己极为欣赏的历史人物时,或者要对某个知识点作重点讲解和详细推论时,这个动作会运用得更加频繁。我倒没有觉得魏老师有口头禅,但同学们回到寝室,议论起来时,总会说魏老师的口头禅是“阳刚之气”。个人的记忆难免会有误差,在此我还是明智地“从众”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魏老师那时已经出版了《楚国简史》,正在埋头撰写《楚国史》。全身心投入研究工作的魏老师,予人充沛的阳刚之感,炽烈的研究热情能够感染他周围的同事和学生。魏老师总是步履匆匆,我们看见他拎着一大包书籍资料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快得一阵风一样。曾国藩说过:“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材,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那时的魏老师,正处在创造的喷发期,文思泉涌,负重远行,想必格外辛苦,也格外快乐。

19905月,魏老师请来张正明、冯天瑜先生给历史系师生连续作了两场学术讲座,由此打开了我们的学术视野,领略到学术高峰的风采。

临近毕业时,我在《荆州师专报》上发表过一篇小说《远天一架青青山》,里面的主人公“史学教授”,就是以魏老师为原型的,他当年应该无暇注意到这种琐事。

毕业后,我到仙桃市通海口镇中学教书。最初半年的新鲜劲儿过去后,严峻的现实摆在了面前。主要是精神的苦闷。同事中有课余做方城之戏者,有乐于跳交际舞者,有喝夜酒宿醉不归者。如此终老一生,殊为不甘。找不到书可读,找不到可以推心置腹的友人。这个时候,我给魏老师写了一封长信,倾诉内心的苦闷。魏老师迅速回了信,以他多灾多难的“右派”生涯为例,指出人生道路和前途发展的诸多可能性,“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乐观的阳刚之气,扫清了笼罩我心头数月的阴霾。我决定报考张正明先生的研究生,从此开始了我的学术人生。

我在201210月出版的《楚武王》“后记”中写道:

研究历史的人,往往在梳理了事情发生发展的前因后果之后,得出若干“规律性的结论”,这是唯物论者所谓的“历史的必然”,其实也就是唯心论者所谓的“宿命”。我之动笔写作《楚武王》,也自有深长的历史渊源。我在大学念的是历史专业,承蒙魏昌先生的抬爱,对于楚史产生了最初的兴趣,毕业论文题为《论楚舞》;以后念硕士,业师张正明先生正是楚学研究的首席专家,我的硕士论文题为《论楚怀王》;毕业后做编辑,念博士,在龙泉明先生的指导下,毕业论文做的就是《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其后还与刘玉堂老师合作写过一本《荆楚文学史》。回首人生中最美好的23年青春岁月,读书写作一直没有离开过楚史、楚文化的范畴。如此,写作《楚武王》,也就是情理的必然,正所谓其来有自,良有以也。

毫无疑问,是魏昌教授带领我走上了学术道路。魏老师出版独著四种,分别是《楚国简史》(1989)、《楚国史》(1996)、《楚学札记》(2003)、《楚国历史文化读本》(2009),被称为“楚学四书”。张正明先生曾经评论说:“从《楚国简史》到《楚国史》,恰似王安石游褒禅山,‘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也可以视之为魏老师学术人生的写照:愈深、愈难、愈奇。

人这一生,许多时候,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往往对身边的“高峰”缺乏“同情的理解”,当时只道是寻常。过去几十年后再回首,才会惊见魏老师平凡中的不凡和坚持中的韧力。魏老师的童年是在抗战烽烟的奔波流徙中渡过的,1959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屡被批斗,被迫下乡自谋生活,直到45岁才开始学术研究。起步之晚,进步之速,用功之勤,成就之著,的确让人叹为观止。

魏老师和他的学术团队,筚路蓝缕,艰辛开启了荆州师专(长江大学)荆楚文化研究的学术重地,进而跻身成为全国楚学研究的重镇,其学术贡献和学术史价值自然不容忽视。而魏老师既是经师,更是人师。我听荆州师专的学弟们说过,魏老师经常会在课堂上以实际例子激励同学们奋斗成才,其中竟然也有区区在下。想起来真令我汗颜。有一段时间,荆州师专取消历史系,魏老师为此短视行为夜不成寐,我联系了当年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同学张明武、杨正喜、刘文杰,分别向校领导写信,后来历史系得以恢复,应该是各方面的“合力”结果。能够在其中略尽绵薄,亦堪自慰。

我这人没有出息,有多次机会重回母校,开会、讲座,或者主持学生论文答辩等,都不敢答应,害怕献丑,正所谓“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私心所愿,总是想再等一等,等我的学术做得更好一点,等我的成就更大一点。殊不知人生经不起等待,一等就成了永远。毕业后只看望过魏老师和师母一次,电话也打得少,只是每有新著出版,拿到样书,必定毕恭毕敬写上“请老师郢政”的字样,挂号寄出。魏老师是老派学者,每得一书必定回信,奖掖勉励有加。从母校徐波、谢承国、徐文武老师处带来的消息,知道魏老师在校园内晨练健步如飞,精神健旺;从报章杂志上也经常可以读到魏老师参加学术活动的消息,对当地文化建设时有直言谠论,真是令人欣慰。近年来,魏老师给我写信,信末总不忘谆谆教诲,强调事业发展、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的重要性,情之深意之切,温煦感人。也知道魏老师勤写日记,案头工作是正在撰述中的自传。这一代人,有生活,有感悟,有宽度,有深度,自传不知道是否完成了,如能出版,必定会成为难得的文化史和精神史著作,为这个时代“立此存照”。

一个勤奋著述成就斐然的学者,一个屡经磨难心胸开阔的哲人,一个传道授业指点迷津的导师,一个关爱家庭情深意长的好人。这样一个人走了,作为他的学生,我们自然都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作者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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